聚焦关键环节，切实改善企业营商环境

企业是微观经济主体，是国家发展的基石。营商环境对于企业的发展与繁荣至关重要。改革开放45年的经验表明，凡是营商环境良好的时期，企业都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，快速发展；如果营商环境不尽如人意，企业则往往缺乏活力，经营困难。

当下，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。为激发各类企业投资热情与创新活力，从而达成经营目标并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，改善企业营商环境至关重要。

近年来，关于营商环境议题，诸多理论探讨和经验交流层出不穷，但整体上营商环境改善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，企业获得感较弱，社会满意度不高。

就此，我们认为，切实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应由以下七个关键环节着手：

一是调整、优化政府与企业的关系，这是政府自觉改善营商环境的前提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政企分开的推进和企业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，企业作为政府附属物的性质明显改变。但在很多地区和领域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主要还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，国有企业如此，非公有制企业同样如此。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违规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现象时有发生。

政府部门应当意识到，在土地财政不可持续的情况下，企业税收正越来越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，政府对企业的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，或者说企业才是政府的经济支柱。

政府的核心职责在于与立法和司法机构协同工作，为企业提供服务，约束公共权力，保护私有权益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，使企业免受不必要的干扰，全心投入依法经营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构建起优质、稳定的营商环境。

二是构建稳定、可行的政策体系，这是影响企业营商环境的关键要素。

鉴于我国市场经济实际水平与理想目标之间仍存在现实差距，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挑战，政府需要充分发挥作用，通过各种政策进行经济调控。而对于企业来说，这些政策需要具有现实针对性，避免主观随意性；需要具有持续稳定性，避免客观临时性；需要具有权威一致性，避免逻辑矛盾性；需要具有实际可操作性，避免落实无效性。

在实际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，许多地方出现了违反上述原则的现象，比如：近期，面对经济下行压力，相关部门频繁出台政策以扶持民营企业。然而，许多企业反映，这些政策文件中，重复性表述较多，创新性内容较少，且对政策落实的细则规定不够完善。政策涉及细节繁多，直面问题较少，协调性不足，细则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，表面热闹而实际效果不明显。

今后，应当尽量减少乃至避免发布针对企业的一般号召性文件，着力构建稳定且可落实的政策体系。

三是鼓励各类企业推进股权多元化，这是保证不同类型投资者平等权益的重要条件。

企业股权多元化既是投资者的自由权利，也是改善营商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以往，我们主要基于增加企业资本、改善企业经营机制的目的推进股权多元化，如“国企改革三年行动”中新组建的一级央企，基本上都采用了国有全资的多元化股权结构，二、三级企业和地方国企则引入各类社会资本，实现真正股权多元化；而股权多元化还有一个特殊功能，就是各类资本融为一体，形成大量社会企业，从而促进不同资本之间的平等合作与自由竞争。

今后，涉及国家安全、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，依然应该以国有独资或者国有全资为主；竞争性领域，尤其是新兴产业领域，则应该大幅度放开各类资本投资限制。

只要依据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，企业事实上就难以平等获得有关资源；而在真正实现股权多元化的社会企业，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根据自身需要出资、按出资比例履行职责并分享权益，才能真正实现企业之间平等竞争。

四是加强内外协同，解决新兴产业持续创新问题。

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，尤其是颠覆性技术领域的突破，实际上就是新质生产力，这将决定我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能否掌握主动权乃至主导权。

影响新兴产业持续创新的，既有企业外部因素，也有内部因素。在产业创新突破问题上，仍有人寄望于当年“两弹一星”的成功经验，实施“举国体制”。而创新的真正动力，是调动各方资源协同攻关，促进众多企业与科研机构充分竞争，最大程度地激发企业家、科学家及相关人员的创新热情和创新潜力。也可以说，这才是真正的“举国体制”。

为此，我们必须营造卓越的创新体制与营商环境，让各类相关力量和相关人员自主思考、自主判断。

建议解除各类体制机制束缚，准许科技型企业实施骨干员工持股，以培育强烈的主人翁意识，构建创新共同体；政策资源和创新资源应由向少数企业倾斜转为向全社会平等开放，致力于营造自主、法治、公平、透明、安全的创新环境；增强对全球各类创新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，将“鼓励成功、宽容失败”从口号落实为实际机制和行动，保护企业和相关人员的创新积极性。

五是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先行改革。

目前，我国工业产能约占全球三成，而国内市场仅能消化其中三分之二。为实现产能充分利用和稳步提升，我们不仅要坚持对外开放、扩大中国产品和技术的输出能力范围，还要对标全球高标准经贸规则，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。我国正积极争取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、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两个高标准经贸协定。这些协定实质上是要求签约国具备高标准的企业营商环境。我们需要做好充分准备，积极适应相关要求。

当然，制定全国统一政策可能涉及一些敏感问题。为稳妥起见，可以选择一批具备条件的企业先行改革。如果改革成功，可复制推广；如果不成功，可继续深入研究，寻求其他策略。

六是开放立法、规范执法，严格保护产权。

立法不完善、执法不规范和监督不严格，是影响营商环境的核心要素。

截至2023年底，我国法律数量接近300部，其中三分之一是经济类法律。尽管法律数量可观，但涉及市场经济运行，尤其是企业运营的法律尚不完善，部分内容不够科学。总体上，这些法律落后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要求，部分条款过于原则化，必要的内容不够明确，刚性要求不足。法律颁布后，执法监督不到位，部分执法和监督部门裁量权过大，执法过程中存在偏离法律规则的现象，部分地区行政、司法机构仍存在违规干预经济活动的情况。

法律是企业和公民行使法人财产权、经营自主权、人身自由权的最后保障，相关机构应当在党的领导下切实履行法治保障职能，首要任务是推进开放立法和规范执法。

需要强调的是开放立法。立法要积极采纳各方意见，充分表达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诉求，关注与国际法规的有序接轨，体现公平竞争和财产权平等原则。要依法有序限制相关部门执法裁量权，加强社会监督，避免违规干预经济活动，切实提升企业安全感，稳定发展预期。

七是提升涉企社会组织在服务企业、凝聚企业方面的能力，这是在培育营商环境过程中容易被忽视、但必须弥补的短板。

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无法包办一切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各类相关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，有能力维护企业权益、汇集企业资源、调解企业纠纷、代表企业发声、共商产业发展之路，进而发挥政府机构未必能够充分发挥的作用。

一方面，党和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涉企社会组织在各个行业、领域的重要地位；另一方面，涉企社会组织需要树立高度责任感，迅速适应社会治理要求，全力提升政治能力、业务能力、协调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以优质服务凝聚广大企业，成为营商环境中不可或缺的要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