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重发展轻监管”与异化的金交所

【让思绪飞】

由于监管的薄弱，市场上所谓的“金交所产品”隐匿着大量“披着理财产品外衣”的非法集资行为。

苏龙飞

金交所被全面关停，成为近期金融圈的热议事件。整体关停某一类型交易场所，在国内尚属首次。

从2010年第一家金交所——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成立起，整个金交所行业走过了14年时间。成立之初，金交所一度被赋予“金融市场基础设施”的厚望。然而，随着各地金交所跑马圈地式野蛮生长，助长了金融风险的放大，金交所最终被定性为“非法金融活动的帮凶”。于是，整个行业迎来“团灭”的命运。

根据业内的说法，地方金交所的成立，源自2009年财政部发布的《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》，为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交易专门设立的交易场所。按照这个文件精神，“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的专门场所”，应该特指“金融类国企的产权交易所”。

而第一家金交所(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)的成立，其名称使用了外延更为广泛的“金融资产交易所”的字眼。业内认为，这个名称给金交所扩大业务范围埋下了伏笔，也给市场留下了“全能牌照”的想象空间。后续成立的金交所大多都使用了这个全称。

基于“金融资产交易所”的高大上，以及省级政府授予的业务资质，使得金交所成为各方争抢的稀缺金融资源。此后，金交所如雨后春笋般冒出，高峰期金交所数量一度接近80家。金融落后地区则更为重视，比如贵州省高峰期有多达六七家金交所。

随着互联网金融、P2P的兴起，金交所首次拓展了“用武之地”。借助线上交易的便利性，金交所开始面向C端、跨省展业，直接成为融资项目(资产端)与自然人散户(资金端)的交易撮合平台。直到P2P全行业被“一锅端”，该业务模式才逐渐式微。

金交所业务领域的再一次“开拓”，源于2018年资管新规的背景环境。资管新规之后，信托行业、私募基金等迎来大整顿，围绕高净值人群的固定收益类理财市场发生重大变化。原先通过信托通道发行理财产品的难度大幅增加，底层资产为借贷性质的私募基金则被禁止在基金业协会备案。市面上的各路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，缺少了两个重要的发行通道。

于是，急需官方平台背书的理财产品，寻找到了监管更为宽松的发行通道——金交所，前者与急需开拓业务领域的后者一拍即合。

作为金交所主管方的地方政府，在面对金交所时更多秉持“重发展轻监管”的指导思想。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，更希望依托金交所平台“谋发展”(金交所资质在某些地方甚至成为招商引资的工具)，“严监管”被置于更次要的位置。此外，基于金融的专业性与复杂性，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对金交所监管的有效性上也力有不逮。

宽松的监管环境，带来了金交所业务的“繁荣”。金交所迅速成为非标理财市场上重要的交易平台和发行通道。之后，地产公司、财富管理公司、地方城投等非标市场上主要的几类融资主体，把金交所作为融资增信手段，违规面向公众发行成百上千亿的非法理财产品。甚至，一些民营资本借助所控制的金交所进行大规模自融。

伴随行业规模的迅速扩大，“金交所产品”比肩于信托产品，成为了非标理财市场的一个专有品类。而那些冒充、模仿金交所的“伪金交所”参与的非法融资产品，同样以“金交所产品”示人。

由于监管的薄弱，所谓的“金交所产品”隐匿着大量“披着理财产品外衣”的非法集资行为。基于金交所产品的庞大规模，相关产品发行方与公司爆雷之后，引发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与广泛的涉众风险。

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指导下，金交所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清理整顿之后，最终迎来了釜底抽薪的举措——全行业关闭。个中教训，务必铭记。

(作者系记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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